访谈|陈平原(三) :新文化的传播机制
发布日期:2017-05-04 栏目:观察 点击数: 加入收藏

采访:许知远 庄秋水

 

东方历史评论:说到影响力的传播,像余英时回忆五四时他在安徽的一个村庄里,始终没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。到底该怎么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呢?

陈平原:我读过余英时先生关于“五四”的论述,今年去爬天柱山,离他家乡很近,那个地方属于山区,比较偏僻,新文化进入较晚,完全可以理解。谈论新文化的传播,一定得考虑中国的幅员辽阔,以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的不均衡。城市与乡村、东南与西北,几乎隔着一个时代。现在名满天下的五四新文化,当初只是星星之火,要成燎原之势,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不是几个北大教授登高一呼,马上就能应者云集、倒转乾坤的。没那回事。当年他们也曾很寂寞,要不怎么会弄出个“王敬轩事件”,不就是为了吸引公众的目光?

我曾有过论述,称要评估新文化的影响力及流播路径,必须把师范学校带进来。为什么?当初大学数量很少,师范学校就很高级的了。更何况,师范学校培养中小学老师,这可是很好的播种机。观察五四时期的浙江一师、湖南一师、直隶女师等,校园里就有很精彩的表现,学生毕业后奔赴南北,更是把新文化的种子带到各个角落。请记得,对于文化传播来说,中小学老师的阅读,是决定性的。他们言传身教,可以影响一个时代的阅读趣味。谈论新文化如何进入乡村,怎样传播开去,必须考虑这些不一定写作的师范生。大学教授的编写教材, 以及师范学生的阅读兴趣,这两者对于新文化的传播,起决定性影响。谈文化传播,只看书刊的发行量,那是不够的。掌握了中小学教材编写的权力,五四新文化人的作品于是很快进入了国文课本,用这个方法来传播,事半功倍。

东方历史评论:新文化运动的杂志也好,书籍也好,它们在印刷量同上海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差别很大吗?普通民众一边接触新文化的出版物,一方面又在大量阅读像鸳鸯蝴蝶派这样的文学作品,怎样去理解这种现象?

陈平原:先说读者问题。我将“读者”分解为消费型与理想型两种。消费型读者,就是我把《礼拜六》等书刊买回家,当作休闲读物看;而理想型读者呢,不只自己阅读,还推荐给别人,有进一步传播的能力。多年前我回潮州开元寺,见好多老人围成一圈听读报,主讲人一边朗读,一边发挥,还加了不少精彩的评论。可以想象,在识字率不高的年代,这种传播方式很有效。当然,现在这么读报,是为了便于老人聚会,不全是资讯传播问题。不仅自己阅读,还努力传播开去,甚至模仿写作,这种具有再生产能力的读者,说不定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。这就是理想型读者了。

回过头看,鸳鸯蝴蝶派的读者,基本上是消费型读者;而新文学的接受者,数量虽不多,但属于理想型读者。大学生暑假回家,带着新书刊,不只自己读,还介绍给家人和朋友。这是一个特殊的流通路线,不同于报纸广告或书店售书。

这里有个细节,上过大学的一听就明白。同一个宿舍读书,是有传染性的;若室友狂热地读某本书,你也会有兴趣的。什么样的书能进入大学生的集体宿舍?它的传播半径有多大?交换阅读的频率有多高?这和书店买书不一样,可以意会,但很难准确统计。

还有就是教科书,这个前面已略为提及。到今天为止,朱自清的散文影响还是那么大,为什么?第一,朱自清与叶圣陶合作,有编撰教科书的经验与能力;第二,他的文章特别适合作为国文教材。好文章不一定适合当教材,如俞平伯的文章很美,但不太适合当中小学教材。这些都是技术问题,可技术问题同样影响新文化传播的效果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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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历史评论:刚才您说了两代人的延续性,某种意义《新青年》也非常像《新民丛报》的延续啊。

陈平原:《新民丛报》的议政风格,以及对西洋文化的积极推介,这点确实跟《新青年》很接近。考虑到政治立场以及文学探索,将章太炎主编的《民报》,以及梁启超主编的另一本刊物《新小说》带进来,更为全面些。也就是说,一定要我回答《新青年》更像哪些晚清刊物,我会说是《新民丛报》加《新小说》加《民报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