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济学家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(四)四个经验、两个误区
发布日期:2018-12-24 栏目:观察 点击数: 加入收藏

 

我认为中国的经济经验有四个方面值得总结,在国际上具有普遍意义,也具有一定的可复制性。

第一个方面是,新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最大最直接的源泉。

经济要发展就必须帮助新企业创立,尤其是要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。怎么调动呢?地方的税收和经济发展是密切结合的,因此政府必须要给企业帮忙。美国的税主要是来自于个人所得税、房产税,这是对老百姓收的,企业所得税则从33%降到21%。当然我绝对不是说收税低很好,要适当对企业收税,而且这个税交给基层政府,这样基层政府也有积极性帮助企业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。直白一点,政府必须对企业有感情才行。

第二个方面是宏观调控。经济过热时候一定要削减项目,通过经济手段甚至行政手段,压缩重复建设的一些项目。

让我们反过来看一下西方,西方企业行业实行自我调节。拿美国的航空行业来说,70年代末完全放开了,折腾了40年才开始逐步进入稳定。在过去的40年里,美国的航空行业总是过分进入,总有航空公司破产,这个过程太慢了。如果没有政府的直接调控,企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微观经济学博弈论,叫做消耗战:反正我扛着,你们扛不住你们下去,我有现金流,只要扛到最后就是赢家。

如果这个行当里有10个企业,我借了钱扛,最后熬成3家我就成功了,这其实就是美国航空公司的故事,人人都想扛。航空公司为什么能扛这么久,因为我们都是先买机票后坐飞机,不赊帐,还经常交了钱不坐飞机,白给他们钱。所以航空公司一边破产一边不差现金流,浪费社会资源。这点要学习中国,适当地限制进入,或者强迫一些企业退出,同时政府要给一定的安置。

第三条是有管理的开放。中国走的是一条有管理的、有序的开放道路,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,促进了改革。

我们的开放是政府有超前意识的开放。我举个例子,做芯片的因特尔,很早就在大连投资了,按比较优势来说,我们中国连造汽车都嫌早,搞什么芯片呢,做鞋帽就够了。但是大家想想看,为什么要吸引因特尔过来?目的是学习,虽然因特尔不跟我们搞合资,我们看看也行,派两个经理过去当管理也行。看完了起码知道制造芯片需要这样一个流程,需要这么久的时间,需要这么多资金。这就是我们积极的、超前的开放的目的,促进学习,而且要学习学习再学习,而不是仅仅看着那点比较优势。

正是有了学习的过程,我们的经济才能不断升级,我们的企业家知道了怎么去维护客户关系,怎么做人力资源管理,我们的工人知道怎么样上班守规矩,我们地方政府知道怎么按流程办事。

第四条是关键市场的培育。重点有两个,一个是从无到有的房地产市场。1990年还是福利分房,到了今天资产达到300多万亿人民币。当然房地产的问题还有很多,但是毕竟是18年制造出来的一个大市场,这里面也有政府重点扶持的,比如早年土地的使用权怎么转让,比国外效率高。

另一个就是金融市场。1984年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分开了,然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分家,商业银行里拨出政策银行,再有开发银行不断发展,商业银行不断改制。这个过程,本质是以本币为基础的金融深化,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地长期持有金融资产,然后企业和政府拿了资产才能搞基础设施建设,才能办企业。我们粗算了一下,百姓持有150万亿的金融资产,同时这些钱被逐步地布局到了各个行业。中国为什么能够搞这么多基础设施建设?背后是金融深化,光靠财政钱是不够的。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一点,菲律宾就可以学习,谨慎管理自己的金融,让老百姓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,愿意持有货币,才能一点一点地建设国家。

最后,我们要避免两个误区。

第一个是不能讲中国经济学早年我在个别场合讲过这个概念,现在我觉得要仔细考虑。马克思研究的是英国,但马克思说我研究的不是英国经济学,亚当·斯密说我研究的是苏格兰、爱丁堡、格拉斯哥的情况,但不是苏格兰经济学,不是爱丁堡经济学,也不是格拉斯哥经济学,就是经济学。所以,我们不能按国界分,要提炼普遍性。

第二是要避免从外到里。我总结的东西如果必须要得到美国主流杂志的承认,那么我们永远做不出来,就好像如果你想设计一个新的时装,这个时装和现在的审美不太一样,如果你去巴黎、米兰做展览,肯定会被你踢出去。所以,你要有一定的距离,等达到一定程度后,别人自然来认可你。这个理论是美国哲学家库恩提出的科学的革命

现在,我们的重要工作是把自己的实践总结好,把自己的理论总结好,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、可复制的理论,这样才能更好地反过来指导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和实践,同时也能在国际上赢得理解甚至支持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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